中國“雙循環”新局:如何啟動14億人口大市場?

發布時間:2020-10-13 11:37:28  瀏覽:140

2020年國慶節前,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這個承載著無數中國人記憶的地方將在兩年后變成一座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專業足球場。


自1958年建成以來,北京工人體育場陪伴著無數人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數十年風雨飄搖,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三次結構加固和一次設施改造,北京工人體育場保護性改造再次開啟,2022年,當北京迎來第24屆冬季奧運會的時候,工人體育場將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體育場這樣的公共設施老舊改造、城市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支撐未來高質量發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來陸續開工。自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以來,全國各地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持續推進。據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開的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現場推進會提出,確保2019年項目年內全部完工、2020年項目年內全部開工、民生實事項目考核年內全部達標。江蘇省將老舊小區改造列入2020年十項民生實事,計劃完成500個老舊小區綜合整治目標任務,涉及居民22.7萬戶,投資43億元。四川省計劃到“十四五”期末,力爭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鎮老舊小區改造任務。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長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戰略支撐之一,而城鎮老舊小區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種典型類型,而且是覆蓋面、涉及面較廣的類型。


雙節前夕,住建部官網發布動態稱,各地進一步加快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根據各地上報情況匯總統計,2020年1月-8月,全國新開工改造城鎮老舊小區2.78萬個,占年度目標任務(約3.9萬個)的70.7%。


據了解,啟動內需、數字經濟、產業重構、區域洗牌、提振消費和投資、保障就業,是今后宏觀戰略的主要著力點,而通過體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環節,聯通國內大市場,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以國內高質量循環帶動國際大循環則成為“雙循環”熱詞的核心脈絡。


在采訪的多位學者看來,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后影響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問題、分歧、矛盾或沖突,嚴重沖擊了當今世界發展的格局和全球經濟秩序。從全球治理體系、投資貿易體系、發展模式、地緣政治等諸多方面看,世界已處于劇烈動蕩的大變局中。面對當前局勢,決策層審時度勢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思路。而中國“雙循環”不僅是全球百年變局下修復經濟均衡的應對之策,更是長遠驅動內外經濟均衡躍升,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關鍵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國“兩會”期間的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解釋;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做了更為明確的闡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的專家座談會,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的高度。記者注意到,在三個多月的時間里,決策層對“雙循環”的概念先后六次進行解讀。高層連續發聲強調“雙循環”,有何深意?又如何開啟“雙循環”?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將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將討論 “十四五”規劃的建議。不少學者推測,“雙循環”可能成為“十四五”規劃制定的原則之一。


世界大變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加劇了世界市場“割裂”的趨勢,全球治理體系變得愈來愈脆弱。


“美國優先”及“退群”意味著,二戰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發展格局與全球治理體系按下了“暫停鍵”。在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教授等學者看來,未來,依靠整體性的全球治理體系及各類國際組織協商解決全球重大發展議題,通過全球共識來化解矛盾沖突應對全球挑戰的有效性或將大大降低,各經濟體間合作發展的挑戰將越來越大,潛在矛盾與沖突也可能越來越多。單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日漸盛行,地緣政治摩擦與矛盾可能將我們帶到一個不確定的世界。


而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部分斷鏈也預示著國際市場的動蕩。中國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受益于此,中國深度融入了全球價值鏈,實現了近20年的經濟高增長,并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鏈條。至今,中國制造占全球制造業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進出口份額的23%。然而,隨著疫情的全球暴發和各國隔離政策的實施,導致部分國家出現物資短缺,凸顯了相互依賴的全球化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國家開始對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陡增擔憂。美國、日本、法國等國家的政府采取財政補貼等方式,鼓勵制造企業回歸,以完善本土化供應鏈能力和經濟的獨立性,這也加速推動供應鏈環節從中國撤離。今年4月,日本政府專門撥出22億美元,用于資助日本制造商將產線撤出中國,以實現生產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應鏈過于依賴中國。同在4月,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提出,為了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建議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相當于“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告訴《財經》記者,目前涉及民眾醫療衛生、國家安全等基礎產業的全球產業鏈重構正在加劇。


開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副所長趙偉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就出現全球供應鏈收縮、產業布局重構的現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供應鏈沖擊更為顯著,企業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視程度明顯上升。匯豐調研結果顯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業認為首要任務是加強對供應鏈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計劃與更多供應商合作、兩成企業計劃轉至區域內貿易。聯合國貿發會議近日發布《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指出,受疫情影響,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將大幅下降30%至40%。這意味著,中國深度嵌入的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將可能出現斷鏈、變鏈與重構。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銀行6月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世界經濟將收縮5.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近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其中發達經濟體將萎縮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萎縮3%,全球需求完全恢復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實際上,從4月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美聯儲、歐盟以及許多國家的研究機構都陸續做出判斷,認為世界經濟已經陷入二戰以來甚至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這意味著,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有著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擁有龐大優秀的產業工人與完備產業集群的中國制造必須尋找新的需求。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對《財經》記者說,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年減弱?!斑^去十多年來,中國外貿依存度從超過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貿易差額占GDP比重維持在3%附近?!奔又?,中美戰略博弈圍繞技術創新、經貿投資、全球市場、金融、信息、地緣政治等全方位展開,這些因素都將加劇中國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國過去40年幾乎“大進大出”的外向型增長模式已發揮到極致。


然而,中國過去四年出口到美國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類占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減少,與此同時,越南、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憑借后發優勢,其制造能力逐漸替代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啟動14億人口的大市場?如何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需求?如何通過投資與消費拉動國內需求,培育高質量的國內生產服務供給?“雙循環”從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給出了發展方向與答案?!  ?/p>


“雙循環”之意

近期,中國謀劃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引發學界熱議。各路智庫機構紛紛解讀,投資者和消費者也寄望發現解讀背后的商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告訴《財經》記者,“內循環”的提法是對上世紀80年代初建立的“大進大出”的發展戰略的調整。過去40年中國實際上一直保持內循環與外循環運行,兩者之間互相滲透,但是,世界不確定的變局加上中美貿易摩擦等疊加因素,讓大進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來越難走,我們過去曾一直保持低匯率,實質上變相鼓勵了出口,盡管相當時期,我們積累了工業經驗,積累了制造能力,積累了外匯,但是這種模式遲早要調整。


余永定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學者提出國際大循環概念,那時中國經濟雖然以內需為主,但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并非相互隔絕,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經濟并非是由兩個獨立的“循環”構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國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經濟汪洋大海上的一葉扁舟。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增大,出口規模對別國形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在2000年后國際市場上曾出現了中國買什么,什么漲價,中國賣什么,什么跌價的情形,現在“就像茶杯里扔石頭,一定是水花四濺”。事實上,政府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意識到原有發展戰略的問題。2006年曾提出,“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余永定說,“長期以來關于中國發展戰略、增長模式的討論主要還停留在技術層面,此次國內經濟大循環概念的提出,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內理論界開始從戰略和增長模式的層面上對國際大循環理論再思考?!彼瑫r提出,國際經濟大循環的主張過去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需要進行調整。關鍵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徑依賴而拒絕調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調整而否定過去。


王軍對《財經》記者表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當前更加嚴峻且可能持續較長時間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所做出的重大判斷,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種約束條件決定的?!凹涌煨纬梢試鴥却笱h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邏輯鏈條是:基于大變局,面向中長期,立足持久戰,形成“雙循環”,既要解決內需循環不暢的問題,也要通過更大力度的開放和自主創新解決核心技術領域“卡脖子”的問題。


不可否認,“雙循環”戰略也常被外界誤讀為中國將尋求與世界脫鉤的信號。西班牙經濟學家阿莉西亞·加西亞·埃雷羅就撰文稱,“雙循環”給其他依靠出口的經濟體帶來了壞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將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學者將經濟內循環解釋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經濟發展趨于“內卷化”或經濟金融“自循環”。


實際上,“雙循環”則是強調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在國內和國際間充分自由流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除了提高內需比重,還要提高關鍵技術和重要產業鏈的可替代性,進而增加中國經濟的韌性。


對此,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表示,重視“內循環”絕非簡單的出口轉內銷,不意味著存量回流。中國每年出口的鞋帽數量大約為100億,衣服300億,國內市場無法消化,假設遇到貿易壁壘,也要繞過貿易壁壘在海外市場消化。實際上,中國經濟“雙循環”雖然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是并非走向“閉關自守”,而是選擇通過向內發力,為高水平開放打開向外的新空間。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則強調,要處理好內外循環,前提條件一定是繼續堅持全面開放深化改革。


內循環為本

中國“雙循環”新局:如何啟動14億人口大市場?(圖1)

2018年8月5日早7時左右,南京一家醫院內排隊的人群。圖/IC

從中國國內經濟看,促進國內大循環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盡管上半年中國經濟的反彈初步得以確認,但后續復蘇的可持續性尚不樂觀。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國經濟仍面臨著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區域層面,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沒有形成產業的梯度轉移;行業層面,金融業和房地產擴張虛化與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形成反差;企業層面,民營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障礙,生存空間逼仄。


因此,通過優化經濟結構,緩解區域性失衡,持續釋放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潛力,立足內循環,促進雙循環,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做好“內循環”工作,目前面臨的障礙與制約有待突破。


一方面,經濟循環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環節中,最大的瓶頸是分配和消費,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當下中國還面臨著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較大、居民杠桿率較高三大問題,由此導致消費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1.3%,與經濟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個百分點。從收入差距來看,2018年中國基尼系數達到0.468,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目前中國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億人;從居民杠桿率來看,根據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測算,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個人購房貸款成為居民部門債務增長的主要力量,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給居民其他消費帶來的“擠出效應”依然顯著。此外,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現實問題也成為居民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專家建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進行體制改革是關鍵?,F有問題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門獲取的要素收入過多,超出其貢獻的要素收入。在GDP總量一定的前提下,擠壓了勞動者、技術者、管理者收益?!爸挥刑岣咧械仁杖肴后w收入,長期消費才有動力?!?/span>


恒大研究院最新出爐的一份研究報告也建議,接下來應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給。一是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充分補短板;二是要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加快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給質量,產業轉型升級,商品和服務提質優化,以滿足不斷擴大和升級的內需。


記者了解到,全社會信息、教育、養老、健康、文化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增長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國熱點問題可以發現,社會保障、醫療、養老、教育等供給長期不足,且近幾年消費者的關注度不斷提升。這些需求甚至成為其他國家重要的增長動力。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游客赴美旅游、留學、就醫等旅行支出合計超過500億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約300萬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達300億美元。2018年,出境1.5億人次,達1200億美元的境外消費,人均單次境外旅游消費達到約800美元(約5400元人民幣)。


那么如何將“海淘族”吸引回國消費?多位專家建議,從現實情況看,打破服務型消費供給短缺的狀況,重點在于加快開放服務業領域市場,應盡快推進服務價格機制改革,形成市場決定服務價格的新機制,同時提升中國產品的質量監管和技術水平。


另一方面,在數字經濟的新賽道上,中國未來將加快自身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是“雙循環”的應有之義。


工銀國際等機構預測,一是,未來數字經濟將呈現產業化。中國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提速落地并可能發展為完整的產業鏈條,在需求側創造新的消費場景,在供給側提供數字驅動的商品與服務,并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二是,傳統產業數字化。立足于中國完備的產業鏈條,通過物聯網、5G等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升級,并與高度數字化的居民生活相連接,中國有望引領全球從“大規模生產時代”走向“數字化生產時代”。其次,經濟治理數字化。以基礎設施和政府服務的數字化升級,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適宜的社會環境。目前數字經濟在中國已經顯示出較好的市場前景及較大潛力。據統計,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絡購物的用戶規模達7.1億,網絡支付的用戶規模達7.68億。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同時強調,新基建將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暢通中國“雙循環”的關鍵,不僅其本身將拉動大規模的投資需求,避免傳統基建重復建設,同時有望通過新型交通網絡及新型移動通信網絡(5G),創造和普及消費新場景,大規模培育消費新行為和新需求。


從要素市場看,與美國相比,中國國內各種要素與商品的流動面臨更大的障礙。例如,公路貨運面臨高昂的運輸成本,跨省貿易面臨更加嚴苛的檢驗檢疫流程等。這些要素與商品流動的障礙無疑會削弱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優勢。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研究員張明表示,促進國內大循環,必須打破國內市場上存在的各種顯性與隱性的要素流通障礙,通過促進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來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


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旨在促進要素定價的市場化以及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要素的范圍涵蓋了土地、勞動力、專業人才、金融資本、技術成果與數據。張明說,如果這一政策能夠得到充分落實,對于打破國內要素流動障礙、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將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


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場主體活力。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提出,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載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千方百計把市場主體保護好,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16次提到“市場主體”,充分肯定了市場主體在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抓好市場主體,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場。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場主體1.23億戶,其中企業3858萬戶,個體工商戶8261萬戶。


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志彪指出,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實好各種紓困惠企政策,繼續減稅降費、減租降息,確保各項紓困措施直達基層、直接惠及市場主體。二是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完善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三是要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各級領導干部要支持企業家心無旁騖、長遠打算,以恒心辦恒業,扎根和深耕中國市場。四是要高度重視支持個體工商戶發展,積極幫助它們解決租金、稅費、社保、融資等方面難題,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幫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來,業界一直呼吁產業形成東中西部的梯度轉移,但是一直沒有很好落地。這與全國要素市場不通,以及市場的阻隔有很大相關性,導致企業從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慮,遷移到東南亞國家。


因此,在采訪中,多位專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體系。沈建光提出,鼓勵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長江經濟帶開發、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地區協調平衡戰略,縮小區域經濟之間的差距;同時,降低沿海外貿企業的成本與轉移壓力,盡可能鼓勵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留在國內,與中西部地區形成梯度承接。


撬動高層次國際大循環

9月21日,國務院印發《中國(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和《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方案》。自此,中國自貿試驗區總數增至21個。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出臺,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內實現早期收獲,再過10年實現全面開放。


而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稱“服貿會”)9月4也在北京舉辦。為保證服貿會順利進行,本屆“服貿會”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吸引了來自全球148個國家和地區的1.7萬多家企業和機構近10萬人參會。而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這是常態化疫情防控下中國舉辦的一場重大國際經貿活動。


盡管中國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實質是選擇通過向內發力,為高水平開放打開向外空間;通過夯實自身實力以提升國際定位。


“內循環和外循環是矛盾的對立面,實際上是統一的?!鼻迦A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說,內循環給我們帶來了量,讓很多百姓過上好日子,能夠從脫貧之后走向中等收入發展水平;外循環能夠提高質,在全球競爭中保持我們的競爭力,質跟量兩者都需要,不要只強調一方面而荒廢另一方面。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也認為,以內循環為主體,也要特別注重國內與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要通過內循環來提升中國產品與中國服務在外循環中的核心競爭力,培育中國企業在外循環中的競爭優勢。同時要通過外循環補充內循環建設所需的資金、人才和關鍵技術等要素,為內循環拓展國際市場。


王軍表示,迄今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通過最終消費品和中間品貿易與中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中國除了堅持擴大內需,仍然需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特別是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向制度型開放。


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財經》記者強調,當前國際環境已經改變,在全球割裂的情況下,今天強調的“開放”與過去40年的“開放”不是同一個概念,是制度上的開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開放,也即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高標準制度相銜接。


他認為,構建內循環為本、雙循環為基的開放大國經濟,需要打造“一個核心與三個環”。內循環作為核心是所有循環的戰略支點,在此基礎上,再形成東亞、中亞為內環、“一帶一路”為中環、發達國家為外環的“雙循環”經濟圈。


關于外循環,趙萍提出三方面建議:一是以“一帶一路”為重點,拓展原材料、關鍵技術與零部件的進口來源地,開拓新市場,并根據“一帶一路”國家市場需要,出口適合當地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二是要繼續積極主動對外開放,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世界各國開展平等合作,通過自由貿易、對外投資、利用外資來實現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三是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維護WTO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自由貿易區網絡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從而為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創造更良好的制度環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創新

中國“雙循環”新局:如何啟動14億人口大市場?(圖2)

圖/IC

9月15日,美國對華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國商務部限制華為獲取美國技術的舉措,今后,臺積電、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將不再供應芯片給華為。


此次禁令生效將對華為產生深遠影響。而2020年,逆全球化疊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礙了創新人才的跨國流動,科技“脫鉤”與局部供應鏈斷裂風險上升,更為長期以來全球產業科技創新合作的可持續性打上了問號。


應對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如何解決中國技術被“卡脖子”的問題?9月,在科學家座談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使用“更為迫切的要求”一詞指出,要通過改革體制機制、加強基礎研究等方式加強科技創新。


北京大學產業技術研究院前院長、東莞材料科學與技術廣東省實驗室常務副主任陳東敏對《財經》記者表示, 當我們談循環的時候是講整個價值鏈要走通,從設計一直到零部件供應到制造,然后到銷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須有需求,用中國市場可以創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鏈條,每個環節都要通,有一個環節不通,整個經濟循環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統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環節現在會有問題,或是出現進口的中斷,必須走進口替代?需要系統性地做些產業鏈分析。


此外,將研發成果投入生產還存在困難。以新材料為例,每年見諸報道的新材料成千上萬,但真正產業化的卻寥寥無幾。陳東敏表示,科技成果轉化的創新體制機制問題,一直以來被稱為“死亡谷”,很多專利沒來得及投入市場就“夭折”在實驗室里,難以產生應有效益。他建議,一要提高專利質量,轉化有價值的專利;二要借鑒其他國家的優秀案例,例如美國的拜杜法案改變了聯邦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所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從誰資助誰擁有,轉變為誰完成誰擁有,從而使美國科技成果的應用,或者是專利的許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勵制度更大程度傾斜研發者。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亟須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轉移轉化團隊。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資金卻回報甚微,原因在于這部分資金轉移到了發明者手中。然而,一項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適的市場應用,需要配套的生產及商業能力,這已經超越了研發者的能力范疇。將資金堆給科學家,不僅會造成研發后續流程乏力、難以推進,同時也是對資金的浪費。


他建議,中國的研究機構與企業合作,把裝備能力開放給企業,協助企業進行關鍵技術攻關,填補價值鏈的空白環節。這就需要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通過評價體系、政策導向激勵大家合作,必要時在經費上予以補貼?!斑@樣一定好過市場無序尋找合作?!?/p>


9月2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日內瓦發布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顯示,創新地理分布繼續轉移,中國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


張燕生說,當今世界的創新活動與創新成果已經出現“東移”趨勢。“當產業鏈整體東移,一個新的問題是,誰會成為這個地區的領頭羊?”由此,在“雙循環”格局下,中國能否在科技創新上脫穎而出,值得期待。


“嶺深常得蛟龍在,梧高自有鳳凰來?!币試鴥却笱h為主推動國際循環,這樣的戰略調整已經開局,高質量新局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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